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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9月27日，北京，中南海怀仁堂。
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举行授衔仪式，徐向前成为元帅，王树声成为大将，许世友、洪学智、陈锡联等红四方面军旧部也列入上将名单。
名单公布后，有人发现，曾经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，既没有元帅、大将军衔，也没有被授予上将、中将或少将军衔。
这并不是简单的“漏评”，也不能只用一句“犯过错误”概括。
陈昌浩没有入选，既与他的历史经历有关，也与1955年授衔的对象范围有关。
陈昌浩1906年出生于湖北汉阳，早年就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。
青年时期，他参加反帝爱国活动，后来赴苏联学习，接触了较为系统的政治、军事和理论教育。
1930年底回国后，他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。
那时的陈昌浩，理论基础较好，却缺少独立主持一方军事工作的经验。
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掌握领导权后，陈昌浩逐渐成为其重要助手。
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，徐向前任总指挥，陈昌浩任总政委。
一个长于用兵，一个熟悉政治工作，两人配合后，部队迅速发展。
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移到川陕后，陈昌浩的作用更加突出。
川陕根据地初创时期，他曾在会议上承认工作中的问题，并试图缓和内部矛盾。
特别是在“肃反”扩大化造成严重后果后，他开始认识到简单化、扩大化做法的危险，并在木门会议后推动暂停相关行动。
有意思的是，陈昌浩并非始终没有判断力。
他的问题在于，关键时刻往往把服从上级与坚持原则混为一谈。
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拥有很强的控制力，陈昌浩长期跟随其部署，虽然有过迟疑，却没有及时制止错误倾向。
1935年6月，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。
中央确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后，张国焘却对部队编制、行军路线和领导关系提出不同主张。
芦花会议后，陈昌浩担任右路军前敌总政委，与徐向前共同负责一部分部队。
分歧很快公开化。
中央率领的部队准备北上，张国焘则坚持南下。
陈昌浩没有站在中央一边，而是带领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离开右路军，重新与张国焘会合。
卓木碉会议上，张国焘另立“第二中央”，使红军内部出现严重分裂。
这成为陈昌浩政治生涯中最沉重的一笔。
徐向前后来曾说，部队行动主要由张国焘决定，许多事情并非陈昌浩一人能够作主。
但作为总政委，他确实承担着重要责任。
问题不只在于执行命令，更在于没有在大是大非面前及时表明立场。
1936年，红二、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逐步走向会合。
岷州三十里铺会议期间，陈昌浩转而支持北上，红军最终实现会宁会师。
此后，他执行中央决定，参与西路军行动。
西路军西渡黄河后，面对复杂的军事环境、薄弱的群众基础和困难的补给条件，经过长期作战，最终遭受重大损失。
陈昌浩和徐向前分路返回延安。
西路军问题后来成为评价陈昌浩历史责任的重要内容，他本人也长期把失败归咎于自己的指挥失误。
1937年以后，陈昌浩离开军队，先后从事宣传、教学和理论研究。
1939年，他因病赴苏联治疗，后来因历史问题接受审查。
苏德战争爆发后，他参加苏联方面的抗战工作，并获得卫国战争奖章。
战争结束后，他继续留在苏联从事翻译，直到1952年才回到北京。
回国后，陈昌浩被安排到马列学院和中央编译局工作，担任过副教育长、副局长。
此时的他已经是从事理论、翻译和党史研究的地方干部，并不属于人民解放军现役指挥员序列。
这正是理解1955年授衔问题的关键。
授衔主要面对当时军队系统中的现役高级干部，依据军队职务、革命资历、战功和历史贡献等多方面情况确定。
陈昌浩在授衔前已长期离开军队，转入地方理论工作，因此没有被授予军衔，并不等同于被列入某个较低等级。
当然，他在长征分歧和西路军问题中的责任，也不可能被完全绕开。
若只看他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，确实容易产生疑问；
若结合其后来转入地方、长期在苏联以及历史审查等情况，答案就清楚得多。
陈昌浩晚年身体状况恶化。
1967年7月30日，他在湖北因服用大量安眠药去世，终年61岁。
1980年8月21日，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并恢复名誉，悼词肯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工作者的一生。
1984年，中央进一步指出，西路军失败有其特定历史原因，不能将责任简单归结为个人。
因此，陈昌浩没有出现在1955年授衔名单中，既不是因为资格被遗漏，也不是单纯因为一次错误受到惩罚，而是他的历史责任、后期经历和授衔时的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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